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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几乎全部亏损，完全不成气候。

    所以啊，既然连港城的市场都尚未成功，更别说内地市场了。

    残酷的现实让简道尔明白过来，想要在华夏土地上顺利开展起快餐业务并不那么容易。

    由于东西方文化和生活模式都存在大大不同，美国快餐要想顺利在华夏的土地落地开花，那就必须要用一个懂得华夏文化和市场特点的人。

    也恰恰是这个时候，汪大东在内地获得成功，通过快餐挖到第一桶金的消息，传到了美国来。

    要知道，1979年的时候，当时还在肯塔基就职的汪大东被美国肯塔基总部曾派往南加州担任区域经理，他可是出任过肯塔基的中层。

    所以，汪大东在内地的成功等于给简道尔打出了一张明牌。

    当简道尔获知这汪大东曾经是肯塔基的老员工的消息后大喜过望。

    立刻让人想办法联系到了远在津门的汪大东，并且代表肯塔基邀请汪大东回到公司来，出任肯塔基远东地区总裁，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以共和国的全国范围为目标开发大陆内地市场。

    开出的条件很优厚，不但给他高薪，合伙人待遇，保证完全不会干预他的经营决策，这充分展现了简道尔求贤若渴的诚意。

    于是汪大东动心了。

    他非常清楚，共和国是一个规模不亚于美国本土的庞大市场。

    肯塔基又有完善的体系、供应链，和绝对的扩张实力和经营。

    如果他答应这个条件，凭他对于内地市场的了解，以及成功经验，也许快则数年，慢则十年，他就能在共和国开办数十家，甚至上百家的肯塔基的分店。

    和这样的宏图大业相比起来，他个人创办的胡姬花快餐厅当就没那么香了。

    就这样，他在思虑再三之后，认为做这件事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有一定的把握。

    就对简道尔提出两个要求。

    “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答应出任肯塔基的远东总裁可以。但我上任后，一是要把肯塔基远东地区总部由港城移到新加坡。二就是要把新加坡的肯塔基的全部股权买回来，从此结束授权经营模式，不要再授权别人经营。这你能同意吗？”

    对此，简道尔很是好奇，说，“开发内地市场，总部从港城移到新加坡不是反而离内地更远了？何况伱把总部挪走，港城的店怎么办？我不是不答应，但希望你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没想到汪大东的理由居然还很充分，“你可能不清楚，其实肯塔基不是八十年代才进入华夏的。我在肯塔基工作时了解到的情况是，早在1970年、1971年，肯塔基就到过港城发展，但随后就陷入严重亏损，十几家店被迫关闭。1985年后卷土重来，再次进入，也只开了三家，不成气候，这样的市场，我们屡屡碰壁，一时没有良好的解决办法，不如暂时忽略掉，尽量减少消耗。而且港人大多数是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在港城也没有人力资源，对于我们在内地的经营完全没有帮助。新加坡就不一样了，那的华人讲普通话。到了内地，就能沟通，有助于我们在内地的发展。这样的话，表面上是搬得远了，实际反而近了。我可以直接把新加坡的模式挪到京城来，开第一家店的时候，稍加改进就好。用华夏人的说法，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汪大东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这两家事你不答应，那我不会回来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简道尔被说服了，决定无条件完全按照汪大东的意见来办。

    不惜动用数百万美元，回收新加坡肯塔基的全部股权。

    也就是说，大陆这边还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呢，简道尔就要为了让汪大东满意，开始大撒巴掌的花钱了。

    这无疑充分显示了简道尔的决心和对汪大东的信任。

    于是汪大东再没有什么顾虑，很快就去跟津门的政府部门进行了协商。

    为了不让胡姬花餐厅的经营和企业性质受到影响，他介绍了另一个美籍华人来接盘。

    这个人叫戚钧富，也是他的老朋友，在国外经商三十多年，也有丰富的餐饮行业管理经验。

    这样的话，在津门政府首肯下，汪大东以六十万美元的价格把自己的股份转给了戚钧富，就此功成身退。

    然后重新又归于老东家的门下，成为了肯塔基的远东地区总裁。

    目前他正在为肯塔基在京城疏通各路关系。

    他打算把第一家肯塔基的店，就设在京城……

    终于听完了汪大东讲述的始末究竟，赵汉宇和米晓冉此时才明白了汪大东做出如此选择的理由。

    应该说，汪大东用这种方式退出是再好不过的了。

    别看表面上他是以两年两倍利润的经济回报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餐厅，这已经足够惊人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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